裝裱藝術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鮮明的民族特色，書畫墨妙必須經過裝裱才便于收藏、流傳和欣賞，因而裝裱技術的高低，綾絹色彩的選擇與裝裱形式的設計直接影響到作品的藝術效果；歷代書畫珍品，如已糟朽破碎，一經精心裝裱，則猶如枯木逢春，一些珍貴畫文物因此不致湮沒失傳。
 
揭裱字畫也稱裝裱字畫，古老的名稱叫裱褙。北京揭裱字畫行業，都自稱是“蘇裱”。傳說是從蘇州傳來的手藝。明代有位湯勤，乾隆時有位徐名揚，他們是從蘇州來京城的揭裱字畫的藝師，聞名于當時的文人、士大夫，甚至皇帝。他們揭裱字畫技藝高超，世代相傳，精益求精。到了光緒年間，蘇裱字畫手藝之精巧，出神入化，舊字畫碎破到不可分辨，甚至糟脆到呼吸即能吹散的程度，仍可蘇裱如原狀，可謂是業界一大絕技。一般來說裝裱新畫容易，但揭裱古舊書畫則是要很高技術的。民國年間，北京裝裱業大多在東裱褙胡同和琉璃廠一帶。前者以糊頂棚、售南紙、做燒活居多，而琉璃廠的裝裱鋪才是真正的書畫裝裱行，其主要有劉林修的竹林齋、崔竹亭的竹實齋、馬霽川的玉池山房、張成榮的寶華齋……
 
現代的著名書畫鑒定家王禹平學徒于玉池山房，裱畫大師劉金濤學徒于寶華齋，裱畫名家崔竹亭學徒于竹林齋……可見是名師出高徒了。琉璃廠有20多家裱畫鋪，光緒末年時，竹林齋、竹實齋最出名，民國初年以來，玉池山房最著名。劉林修和崔竹亭合伙開竹林齋裱畫鋪，分手后，崔竹亭經營竹實齋，劉林修獨自開辦竹林齋。他們的手藝都好。經營字畫古玩鋪的掌柜們，給他們二人起個綽號：“劉二寡婦”、“崔三娘兒們”。
 
為什么兩位男子漢有這樣的外號呢？一方面是因為，他們干活心細手巧像婦女，另一方面是他們的音容笑貌像女人。劉林修見人沒笑容，臉總是陰沉著；崔竹亭說話慢言細語，嗓音似女人。他們揭裱字畫有絕活，油漬碎裂的舊字畫，經他們的手，恢復原樣；填補殘缺，看不出破綻。馬霽川在光緒三十二年先在竹林齋學裱畫，后在竹實齋跟崔竹亭學手藝。他把劉林修和崔竹亭的手藝、絕技學到手，1920年在南新華街長春會館內開設玉池山房。玉池山房裝裱名人字畫，也經營字畫。馬霽川的手藝精妙，玉池山房裝裱字畫很講究質量，達不到質量要求，不交貨，贏得了信譽。當時的北京政府及以后南京政府的要員、書畫家、收藏家林森、于右任、張學良、張伯駒、張大千、溥心畬、徐悲鴻、齊白石等，都知道馬霽川的名字。馬霽川給他們裝裱字畫，也做他們的字畫生意。張學良一幅珍貴的手卷畫，日久受潮，畫面反鉛，白臉人變成黑臉，經玉池山房整修、裝裱，恢復原樣；于右任收藏的宋元畫，年久碎裂，也請馬霽川加工修復。老北京裝裱的手藝是師傅傳徒弟，學徒要先拜祖師爺，誰是祖師爺說法不一，有造紙的蔡倫，有造字的倉頡，有畫圣吳道子，也有大儒孔夫子。學徒期間要練毛筆字，學打算盤、練記賬、學畫格式、形制，熟悉綾絹……
 
書畫裝裱十分注重內在質量，這就要求書畫裝裱師有全面的修養和深厚的功力，這樣才能使書畫家的作品更好地得以完售，從而提高藝術魅力和觀賞力，在長期的合作中許多收藏家、畫家、書法家都和裝裱師結成了很好的朋友，如：張伯駒與王華軒，吳作人與劉金濤……
 
新中國成立后，裝裱不僅繼承了歷史上好的形式、風格和技法，而且在整修揭裱古代殘破作品方面開創了新的途徑，為保留我國古代文化遺產做出了顯著的貢獻。諸如將巨幅大畫《江山如此多嬌》以及長達十余丈的《首都之春》手卷等，裝裱得莊重大方，平正堂皇，堪稱裝裱史上別開生面的創舉。俗話說“亂世黃金，盛世書畫”，如今在書畫熱、收藏熱的推動下，裝裱業也快速發展，很多畫室、畫店使用了裝裱機，15分鐘即可裱一張畫，但裝裱機只能干“粗活兒”，要求較高、難度較大的畫，還是要靠手工裝裱。作為一門手藝，隨著一批老藝人的去世，裝裱業出現了人才斷檔，很多畫店苦于找不到合適的手藝人，而不敢把名畫拿去裝裱，那種枯木逢春、出神入化的裝裱故事，只能留在傳說中了。